遵义

会议内容

1935年1月15日至17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“围剿”的经验教训。
   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，并委托张闻天起草《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“围剿”的总结的决议》。
   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：
   (1)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；
   (2)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，委托常委审查后，发到支部中去讨论；
   (3)常委中再进行分工；
   (4)取消“三人团”，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、周为军事指挥者，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。 [详细]

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

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，结束了“左”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
   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，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，挽救了中国革命，标志着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，在政治上走向成熟。[详细]

遵义会议参加者：（20人）

中央政治局委员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   毛泽东（1893年—1976年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
   朱德（1886年—1976年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、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
   陈云（1905年—1995年）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，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，军委纵队政治委员，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
   周恩来（1898年—1976年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，长征开始时为中央“三人团”成员
   张闻天（1900年—1976年）又名洛甫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
   秦邦宪（1907年—1946年）又名博古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，长征开始时为中央“三人团”成员

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   王稼祥（1906年—1974年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
   邓发（1906年—1946年）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
   刘少奇（1898年—1969年）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，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，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
   何克全（1906年—1955年）又名凯丰，共青团中央书记、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

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：

   刘伯承（1892年—1986年）红军总参谋长、军委纵队司令员，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
   李富春（1900—1975年）中央候补委员、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、代主任
   林彪（1907年—1971年）红一军团军团长
   聂荣臻（1899年—1992年）红一军团政治委员
   彭德怀（1898年—1974年）中央候补委员、红三军团军团长
   杨尚昆（1907年—1998年）中央候补委员、红三军团政治委员
   李卓然（1899年—1989年）红五军团政治委员
   邓小平（1904年—1997年）中央秘书长
   李德（1901年—1974年）原名奥托·布劳恩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，长征开始时为中央“三人团”成员
   伍修权（1908年—1997年）翻译

实事求是，独立自主，坚定信念，民主团结，务求必胜。

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实质是求索精神，其内涵主要是坚定信念、实事求是、独立自主、民主团结。 ——《人民日报》（2014年09月23日07版）

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
作者：何毅亭《学习时报》2011.7.25

   深入研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，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我们党90年不寻常的奋斗历程，从而全面地把握现在、正确地开创未来。联系中国革命、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，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。 [详细]

实事求是的精神

   遵义会议堪称实事求是的历史典范，无论是对五次反“围剿”以来的历史总结，还是对红军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谋划，亦或是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和对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的重新起用，无不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精神。 [详细]

独立自主的精神

   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，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会议。从偶然性来看，红军长征前夕，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中断了通讯联系；从必然性来看，经过14年艰难曲折，特别是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和长征初期的一系列挫折，红军高级将领和党的高级干部已经从实践中懂得，要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，必须走自己的路。 [详细]

坚定信念的精神

   遵义会议前夕，党和红军陷入了极度危难之中：红军从长征初期的8.6万人经过湘江战役后锐减到不足3万人，前有重兵堵截，后有敌军围追，物质条件极端困难，生存环境十分险恶，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但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战士，没有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的中国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，大家处变不惊，遇难不馁，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，积极寻找正确的道路。正因为如此，才使遵义会议得以召开，错误路线得以纠正，正确路线得以确立，从而转危为安，转败为胜！ [详细]

民主团结的精神

   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幼年时期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，在没有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情况下，自己解决自身重大军事和组织问题的一次会议。这次会议根据民主集中制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取消了“左”倾错误领导人的指挥权，对思想上还未认识到错误的领导人，采取了耐心等待的态度。改变了过去对犯错误同志无情打击、残酷斗争的做法。遵义会议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光辉典范，是体现党内民主团结的光耀典范。 [详细]

务求必胜的精神

   为什么要开遵义会议？为了转危为安，转败为胜。为什么要批判“左”的错误，为了端正党的路线，夺取革命的胜利。务求必胜就要敢于坚持真理，只有坚持真理才能保证党和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。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真理要能在党内占上风，既要求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能以务求必胜的精神出以公心，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；又要求大家也能从务求必胜的要求出发，出以公心，勇敢地服从真理。 [详细]

在长征途中，伍修权、郭化若、林伯渠等一批红军将帅，面对遵义会议使中国革命转败为胜、转危为安的喜人局面，挥毫泼墨，临阵赋诗，歌颂遵义会议精神，展现了坚定无畏的革命信念和敢于胜利的乐观主义精神。[详细]

伍修权：《七律·历史转折》（1935年1月）

   伍修权任共产国际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，李德作风粗暴，动辄训人，伍修权的翻译工作实属不易。遵义会议撤销了博古、李德的军事指挥权，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。为此，伍修权在会议期间特作《七律·历史转折》一诗，表达他当时兴奋激动的心情：

郭化若：《七绝·遵义会后》（1935年1月）

   郭化若历任第二纵队参谋长、纵队队长、红四军参谋处任处长、红一方面军代理参谋长等职，一直在毛泽东、朱德身边工作，后被被王明“左”倾冒险主义排挤，解除了职务，开除了党籍。红军中他咬牙跛行8000里，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，听到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，感慨万端，提笔写下《七绝·遵义会后》一诗：

欧阳文：《长征》组诗之二（1935年3月）

   欧阳文历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部宣传员，一团宣传队队长，二团俱乐部主任，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连政治指导员、团总支书记、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。遵义会后，红军把敌军远远抛在后面，在战斗胜利的行军间隙，欧阳文在小小的笔记本上兴奋地挥笔写道：

林伯渠:《初抵吴起镇》（1935年10月）

   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后，林伯渠随军开始长征。1935年10月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。林伯渠回顾一年来的长征征程，充分认识到了遵义会议的极端重要性，认为只要坚持遵义会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，就能获得无穷的力量，就能踏上“无歧”的坦荡阳关，就会“迈步前进”，绘出中国革命的“绝妙”诗篇：